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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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时分，格罗特先生似乎开始走运了。他把猎物一股脑儿装在麻袋里带回家，然后马上剥皮，挂到屋后的棚子里。他在棚子后面搭了个熏肉炉，熏肉炉一天到晚没歇过，挂满了松鼠、鱼，甚至浣熊。野味的膻香味让我反胃，但总好过饿肚子。

格罗特太太又怀孕了。她说，孩子三月份就会出生。我有点担心，到时候他们会让我帮忙吗？妈妈生梅茜的时候，伊丽莎白街上有不少生过孩子的邻居，我只管看着弟弟们就好。走廊对面的夏茨曼太太和楼下生过七个孩子的克拉斯诺姐妹纷纷来到我家，操持着接生的事，关上了卧室门。爸爸不在家，也许是被她们支出去了。当天深夜，他从酒吧回来，吵醒了邻居们，而我正在客厅玩拍手游戏，背字母表，唱着爸爸曾经引吭高歌的那些曲子。

九月中旬，在我上学的路上，金黄的田野里到处点缀着一捆捆圆滚滚、金灿灿的稻草，要么堆成几何形，要么堆成金字塔形，要么随处乱放。我们从历史课上学到1621年普利茅斯种植园的新移民们，了解到印第安人带到他们餐桌上的野生火鸡、玉米和五头鹿。我们谈起家庭传统，但格罗特家跟伯恩家一样，根本不管什么节日。有一次，我跟格罗特先生提起感恩节，他说：“火鸡有什么大不了？我随时能抓上一只。”但他从来没有捕过火鸡。

格罗特先生变得更冷漠了。他每天天刚亮就出门打猎，晚上剥皮熏肉。在家的时候，他要么冲孩子们大喊大叫，要么干脆躲着他们。有时他会抓着内蒂一直摇晃，直到她再也哭不出声。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卧室里睡，我倒经常发现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被子下的身躯仿佛毫无遮掩的老树根。

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发现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昨天夜里一定有场暴风雪，雪花从屋顶和墙壁的裂缝飘进了屋，在床垫上积了起来。我坐起身，四下张望。屋里还有三个小孩，跟绵羊一样挤在一块儿。我起了床，把雪花从头发上抖掉。昨晚我是穿着白天的衣服睡的，但我不愿意让拉森小姐和学校里别的女孩看到我一连两天穿同一件衣服上学，尤其是露西（虽然我注意到，其他孩子才不觉得不换衣服很丢脸呢）。我的手提箱一直敞开着放在屋角，我从里面取出一条裙子和另一件毛衣，飞快地换上。我的衣服没有哪件特别干净，但我依然坚守着这套礼仪。

想到温暖的校舍、拉森小姐友好的微笑，想到可以遁入书本里那些别样的人生、别样的世界，我才有了出门的勇气。到街角的路越来越难走了，每下一场雪，我就得重新辟出一条路。格罗特先生告诉我，再过几个星期大风暴就会来，到时候我可就别想再去上学了。

到了学校，拉森小姐把我带到一旁。她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问道：“家里一切还好吗？多萝西？”

我点点头。

“如果有什么事想要告诉我……”

“没什么，夫人，”我说，“都挺好。”

“你的家庭作业没有交。”

回家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读书做作业，而且五点钟太阳落山以后，屋里也没有灯。整间屋只有两个蜡烛头，格罗特太太放了一个在她的卧室里。但我不希望拉森小姐同情我，我不想被另眼相待。

“我会加油。”我说。

“你……”她的手指对着脖子比了比，又放了下来，“是不是不容易收拾干净？”

我耸耸肩，感觉到满脸发烫。脖子。看来以后还要洗得更彻底些。

“家里有自来水吗？”

“没有，夫人。”

她咬咬嘴唇：“好的。如果有事跟我说，你就来找我，听到了吗？”

“我没事，拉森小姐，”我说，“一切都好。”

被小孩们挤下床垫后，我正躺在一堆毯子上熟睡，突然感觉到有只手放在我脸上。我睁开眼睛，发现格罗特先生弯着腰，把一根手指放到唇边，示意我别出声，又做个手势让我跟他走。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身上裹了床被子，跟着他到了客厅。淡淡的月光透过云层和脏兮兮的窗户照进来，我看见他坐在金色的沙发上，拍了拍他身旁的垫子。

我把被子裹紧了些。他又拍拍垫子。我走了过去，但没有坐下。

“今晚真冷，”他低声说，“我想找个人陪。”

“你该回卧室去找她。”我说。

“我不想去。”

“我累了，”我说，“我要回去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