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广阔天地

白安洲上了前线没几年，我爹白知海跟着村里几十个年轻也一起上了前线，不过我爹的运气显然比我二伯好得多，一直活到了21世纪。

我在家排行老二，出生的时候，我娘难产，在医院里的产房整整折腾了九天九夜，好在母子平安，因此我爹给我取名叫白九天。他老人家也是希望我以后能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不过，我长大成人之后，一是没能参军报国，二是没有在国家机关做贡献，三是没有从事教师、医生、律师等教书育人、救人治病、扶危济困等我爹认为的正当行当。说起来，也有负他老人家望子成龙的深切盼望。

到1950年的时候，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开始集结在中国东北，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时候，我爹做为某兵团独立团某连的指战员，率领部队第一时间上了前线。后来，听我爹说，那场战争我爹能活下来，多亏了郑叔叔。我爹率领的连队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镇守落帽山某处高地时，被敌军的航空炮火反复轰炸十几次，我爹和他幸存的十几位战友，白天就躲在十几米深的防空洞中。一旦夜幕降临，他们就摸上表面阵地，和那里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就这样，阵地守了十多天，战斗到最后，敌军不惜一切代价把成吨成吨的炮弹向着山头上打，战士们藏身的防空洞被炸塌了大半，我爹也被炮弹爆炸的声浪震晕了过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送到了军队医院进行急救。原来，我爹和他的战友们被倒塌的山石困在防空洞之后没多久，郑叔叔带着队伍前来救援，他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拿刺刀，双手刨开了原来防空洞的出口才把我爹和几名战士救了出来。在部队急救处，我爹看着郑叔叔那双已经磨破皮肉露出森森白骨的双手，更咽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的友谊早已超越了生死。

后来，我爹伤势过重，就被安排回国治疗，伤愈后被安排在首都北京某国家机关工作。而郑叔叔依然留在了部队，打完仗回国的时候已经是副团级干部。

我爹在北京的机关里，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地干了十多年工作，他时常说起：“比起我那些牺牲的战友，我现在的吃得上，喝得上，够好的了。”这十几年也是我爹这辈子过得最安稳的日子。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爷爷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去世了。我爷爷所有的遗物中，唯一幸免于难的是一卷古书《五行相地寻宝秘术》。几年后我才知道，这部古书正是当年李忠孝留给我二伯的几件东西之一。

在那个特殊年代，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兵参军，“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不过像我这样家庭受到冲击的年轻人，是没资格当兵的，只能响应国家号召去下乡插队，原本我不愿意离家远行，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叫“父母在，不远游”。奈何知青办，居委会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上门动员。

“年纪轻轻不能当闲人懒汉，人人都得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最后我跟我一哥们‘眼镜儿’一商量，插队就插队，就当是广阔天地炼红心。可是这句话的下半句“扎根农村志不移”我们谁都没能做到。

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下乡插队具体是干什么，只知道很多年都回不了家，甚至一辈子都回不来了。走的时候，除了几套必要的换洗衣服没什么可带的。我们这的青年都喜欢去延安、井冈山这样的红色革命圣地。我和眼镜儿一致认为，南方的气候太过潮湿，不如去北边体验一下塞北那“黄沙纵马挽雕弓”的快意人生，于是，我们决定优先选择内蒙。不过，那时候下乡插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知青办最后把我们两安排到了东北黑龙江，东北就东北，内蒙古黑龙江都挨着不远，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我那眼镜儿兄弟，本名叫周四海，跟我在同一个军属大院，他爹是军队里的干部，级别比我爹高的多。他娘是北京市的高中老师，可惜生下他之后，就得了绝症，很早就去世了。不过他深受他娘的影响，从小说话就爱引经据典，可他又不求甚解，想起什么名句就说什么，也不管适合不适合，简单来说就是总爱胡言乱语。据他自己说，从他三岁起就被他爹常常拉到靶场玩儿枪，那时候他太小，总是只用一只眼瞄靶。久而久之，他经常用做瞄靶的那只眼睛有点斜视，有那么点不拿正眼看人的意思。为了避免尴尬，他爹就找人给他配了一副眼镜。从此以后，周四海只要出门就必须带上眼镜儿，不然就像是没穿衣服一样不敢出门。周四海上初中的时候斜视的毛病慢慢好了，后来眼镜儿也就不再戴了，但从小认识他的人依然喊他“眼镜儿”。眼镜儿天生的一副好身板，身高足足有一米八五开外，一双伏犀目又细又长，方鼻阔口，大耳朝怀，加上他身量比平常人高上一头，看人的时候总是低头含目，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再加上膀大腰圆，臂力惊人，活脱脱的李元霸在世，程咬金临凡。

眼镜儿从小没了娘，他爹又是个只知道上阵杀敌建功的大老粗，没把他当儿子养，而是把他当手下的兵一样带。长大一点的周四海，总是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行事做派。上学的时候，看谁不服气，无论多高多壮，他就是敢上前揍人。拉帮结派、打架闹事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在学校里，从不听老师、教导主任、校长的谆谆教诲。用他自己的话说：“校长算老几呀，我连我爹的话都不听，我只听教员的，他老人家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眼镜儿太闹了，从小就闹。因为从小不服管教，没少挨他爹揍，生活在我们军属大院的人，几乎茶余饭后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眼镜儿挨他爹的打。我有幸见过几次，那场面真叫人终生难忘。眼镜儿他爹打眼镜儿，总是抽出自己的牛皮裤腰带，用带着铁扣子的那一头狠狠地甩向眼镜儿，眼镜儿仗着自己身法灵活，闪身躲过，转身就跑。无奈眼镜儿那时候个子矮、步子小、跑得慢，他爹就在他身后一边跑，一边骂，一边无数次地甩出裤腰带。眼镜儿和他爹时常在军属大院里上演这么一出你跑我追，斗智斗勇的大戏，什么时候有人累地实在跑不动了，这场大戏才会落幕。大院里的街坊邻居从来没人说过一句，因为都不知道劝阻过多少次了，没用，都习惯了。等眼镜儿到了16岁那年，他爹就再也没有揍过他，因为追不上了。

离开北京那天，我跟周眼镜儿把两家能带的书全都带上，以备打发将来可以预见的无聊时光。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连个只能收到中央广播台的卡式收音机都是稀罕玩意儿，空闲时间能做的事也就是看书了。

我跟眼镜儿插队的地方叫四道沟子村，我们两人在一天凌晨四点从北京火车站出发。插队的知青，不像去当兵，除了两家的父母，没什么人来送我们，更没人送我们大红花。快发车了，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透过车窗看着繁星密布、弦月如钩的北京夜空、远处稀疏的霓虹灯闪闪烁烁，不算多的高楼大厦在黑暗中矗立，车厢里人头攒动，想着即将离开这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眼镜儿诗兴大发：

“这一去山高路远，这一去枪林弹雨，离开这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一声宏伟的汽笛长鸣，走向教员指明的道路，我们一往无前......”

“行了吧，周眼镜儿，哪有什么海洋翻动的一片手，你又不是去参军，赶紧坐好，要发车了。”

“哎...我说老白，你丫的也没比我好哪去，我这是走在教员和党中央提出的无比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敢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的革命战士，下乡插队怎么了，下乡插队照样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做贡献。”车身晃动，绿皮火车缓缓地开了起来。我们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天南地北地聊了一路。

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整整一天村里派来的牛车，终于到地儿了。我和周眼镜儿看到这里的自然风物，都傻眼了，这里除了绵延陡峭的山脉，就是纵横交错的河流。全村也就百十来户人家，别说是电灯电视，连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我们同一批来这里接受平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总共有五人，三男两女，都被安排到村里的农户家借宿。我跟眼镜儿借宿在村里的一户朴实的农户家，主人是个爱抽旱烟的老人家，脸上堆垒着皱纹，双手皮肤皲裂，双眼浑浊而深邃。

老人看到村支书带着我和周眼镜儿来他家借宿，热情而又诚恳：

“教员的孩子来了？快来快来，饿了吧，先吃点东西，你俩呀，就先住在东房，以前呀是我那儿子和儿媳妇住的，他们两口子去了南方做生意，已经有两年没回来了。一会呀，我让春兰把房间打扫干净，我老汉岁数大了，耳朵不好使，你俩有事就找春兰......”。

看着老人为我们安排吃住，我和眼镜儿都十分感激。春兰是老人家的孙女，她比我跟眼镜儿小几岁，穿着一件红色碎花棉袄，留着当时非常流行的短发，显得十分干练，一双眼睛眨巴眨巴地，清澈而又灵动。就这样，我们一行五人就在这四道沟子村安顿下来。

多年以后，回想起我在四道沟子村插队的往事，那真叫是‘早春的风沙里掏地，盛夏的日头底下放牛，原始森林中采食野果和酸梨，走几十里雪路去拉碳或去赶集，洪水蛮横地夺走了成熟的庄稼，苍凉的唢呐声依然迎来喜庆的年宵。’春夏复秋冬，那些情景永远流动在血脉里，驻留在记忆里。

村支书姓李，我们都叫她李老叔，他为人十分得热情好客，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也十分地照顾，每次村子里杀了猪羊鸡鸭，都给我们五个知青多分点下水，安排给我们的活也不算多。我跟周眼镜儿一有空闲时间就去树林子里套鸟，或者去河里捞鱼抓虾。从家里带来的那几十本书也成为了我们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