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之惑

一

灾难，毕竟只是一种特殊的遭遇。灾难中的修行尽管重要，却缺少普遍参照意义。

最有普遍参照意义的修行，一定出现在常态之中。

常态，就是世上多数人都会遇到的一般生态。

我原来以为，走出灾难之后的步履必然轻盈矫健、从容自如，阅尽风雨的双眼必然无忧无惧、无阴无翳。但是，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一种看似极为正常的图像出现在前面，好像与自己有关，又好像与自己无关，却有一点吸引力，让你关注，让你趋近，让你贴合，然后又让你烦恼，让你犹豫，让你迷醉。这，就是诱惑。

诱惑，一个接一个，组成了人生美丽的套环。但是，正是它们，把人生“套”住了，使人生变得既风生水起，又伤痕斑斑。

二

我所遇到的第一大惑，是官位之惑。

说到官位之惑，容易产生一种误会，以为是指贪恋官位所带来的权力、威势、名声、利益。社会上确实也有大量令人厌恶的“官迷”，让人加深了这种负面印象。

其实，对于比较正派的人来说，官位之惑，往往是为了回答别人的疑问。

例如：这个书生，有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这么多人，他用什么办法拉在一起？这个单位，他会从哪个起点着手整顿？当然，在这些问题前面还有一个起点性的问题：大家会不会把选票投给他？……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却又有点特别。

“**”宣布结束，并不是“**”真正的了断。整整十年的负面积累，使全国上下多数管理者、宣导者、监督者、审查者，都还是习惯于极“左”思维。“***”逮捕后，中央推行了一种称之为“两个凡是”的政策。结果，整整两年，一切照旧，而我们编教材的事因此成了“清查目标”。清查者，恰恰就是当初主张“毁校、废学”的那批人。为此，我每个月都向北京投书。幸好北京顺应普遍民意派人到上海“复查”。我便从一个“清查目标”变成了“重用目标”。

因此，我突然被破格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正是意味着北京对我在灾难岁月一系列大胆行动的赞赏，对我投书的肯定，以及对我的“超高民意支持度”的呼应。

因此，我当时接受官位，其实是接受一种历史判断。

有人给我带话：“中国的事不能说得太明白，一切都向前看吧，对你的任命就说明了一切。”

我说：“这个任命让我作难了，但我知道这是社会良知的回归，不能不勉强承担。”

我相信，历来像我这样接受官位的人不少。看上去只是个人的官位，却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胜利。昨天还在争执不休的是非，一下子被压到了官位的椅子底下。坐在椅子上的人，立即成了裁判者、决定者、宣布者。聆听他就是聆听结论，追随他就是追随正义。因此，在很多暗昧的历史关口，一些长期受屈的人取得官位，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痛快感。

这就是官位之惑的漂亮起点。或者说，是“官位之惑第一阶”。

但是，正在痛快之际，突然发现，一些比较投机的极“左”派人物也都慢慢地在报刊上探头探脑了。

我开始有点烦躁，继而忧虑。我上任后发表的第一个施政报告《我们别无选择》，从头至尾充满了“抢回一点时间”的紧迫感。我对极“左”派知之甚深，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做成什么。幸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在整体上还是邪不压正。

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把官位捏紧了。

捏紧，不是怕丢失，而是怕低效。历来的传统，工作越是低效，官位越是牢靠。但我不想做这样的官，而是要反过来，以最高效率来实现一个官位有可能出现的精彩形态。只有这样，才能把负面势力比下去，证明在中国，也有可能创建一流的文化，一流的艺术，一流的教育。

为此，我必须好生“用权”了。我要挖掘每一个处级单位和科级单位的潜能，寻找每一个难题的契口，掌握每一项工作的节奏，识别每一个领域的干才和庸才……总之，我必须步步向前。

——这是官位之惑的升级版，或曰“官位之惑第二阶”。

正巧，我身上有一种近乎先天的管理癖好，无形中强化了此惑。

记得很多年前我还是一名学生，去亲戚家玩，看到一家邻居正遇丧殡。丧殡的事哪家都不会有太多经验，各方亲友熙熙攘攘一片混乱。我不认识这一家，却站出来说大家听我指挥。仅仅半小时，就把追悼、出殡、聚餐、礼金这几路事务安排得妥妥帖帖。为此，我家亲戚多年来一直受到四邻尊敬。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管理天分，使我从担任院长第一天起就让人大吃一惊。

但是，也正是这种管理天分，让我更深地旋入了官位之惑的魔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