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冬日里的灯
“不好好读书，等大起来，你是要去扫马路的。”
这句话，从小到大，不知道老妈对她唠叨几千几万遍了。可能坏就坏在重复了太多次，被神灵听了去，如今终于不幸而应验了。
只是她现在的情形比普通人理解的，带戴着口罩，拿把大笤帚在大街上扫来扫去的工作要糟得多。
今天下午，她被派指的活是去清厕所。不是一般的男厕所，而是林业运输大队里的男厕所。这里也不是繁华热闹的上海，而是北到了北极圈里去的芬兰。
芬兰，多好听的名字，应该是芳香四溢，兰花盛开的地方吧。在没出国以前，她就是这么想的。当时高中里要好的几个同学，都纷纷出国去了。要么去美国，要么去英国，还有澳大利亚，都是些听烦了的名字，哪像芬兰那么文气，一枝独秀啊。
听住在欧洲的远房亲戚说，芬兰是欧洲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可能是地广人稀得怕了，即使是外国人，只要一踏上芬兰国土，医疗，读书统统不用给钱。
天下有那么好的事，干嘛不去。
和父母，也没啥需要商量的。事实摆在眼前，再过一年就要高考了。做为普通中学的中等生，想进好的大学是没指望了。连个一般的大专什么的，进了，那叫额骨头高，没进，那叫刚好轧出。谁要自己的功课从小就那样呢。也不能算不用功，每天都是熬红了眼睛，打着哈欠才上的床，可脑子里就是浆糊一团，前看后忘记，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光凭能逃过高考这一条，去芬兰留学对她有无比的诱惑力。她明白，去英美那种地方的开销，根本不是父母可以承受的了的。再说家里还有个弟弟，将来他还要上大学，乃至买房娶妻，用父母的话说，哪一样不是抽筋扒皮，恨不得砸碎了老骨头拿去卖钱的。
只有不花钱的事，才有开口的余地。没想到一句话就被大人堵回来了：“不用钱，不用钱。小姑娘话说得那么轻巧，那飞机票的钱谁出？”
自从那天起，她在家里几乎没抬起过头。直到进了飞机场入关的闸口，背后老妈带着哭腔一声一声叫唤她小名的时候，她眼泪忍不住滴答流，却一次也没回过头。
是自己腆着脸皮，强着脖子要出来的。在没混出个人模样前，说啥也不能回头。
这几乎成了她送给自己的座右铭了。“不能回头。”她每天都这样劝自己，特别是早晨要把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时候。
闹钟把她吵醒的时候，是早上五点半。不用拉开厚重的窗帘，她也知道外面永远是黑乎乎一片。一年到头，这里有六个月的温度在零下。极北的纬度，使得每天的日照只有那么几个小时。她几乎记不起来冬天里的太阳该是什么样子。反正每天她出门的时候天是黑的，等回家的时候，天还是黑的。
眯着眼睛，裹在一层层好不容易捂暖的被子里，就听见窗玻璃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吱拉吱拉叫一阵，停一歇，再撕心裂肺地哭叫一阵。肯定是又起风了。
以前，连长江以北的地界也没去过的她，以为水上一层薄冰，瓦上一片白霜，那就是冬天。直到她被从北极来的风刮过，她才领教到什么是冷。
冰天雪地里风一起，她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抱树。逮到哪棵是哪棵，要能有面墙能猫一下也行。反正不能稀里糊涂让风给卷走了。自己明明把从家里带来的一箱子衣服几乎全都穿戴在身上了，可在风里就跟没穿一样，一点也挡不住。风吹到哪儿，哪儿疼。要是事后发现冻下来鼻子耳朵或一节脚趾头什么的，她一定不会觉得奇怪。她当时所有的情感理智全用来对抗那挡也挡不住的风。风从她的领子袖口，从她的皮肤毛孔，一直往里钻，一直钻到骨头的缝缝里。那风一刀一刀割着肉的疼，和她小时候被热粥烫伤手臂上整块皮往下掉时的痛，及其相似。可能是刺激过了度，脑子神经连冷热也分不清了。
听见风的叫声，虽然宿舍里开着暖气，她还是不由在被窝里缩了缩身子。从九月底下的第一场雪，再一场一场往上加厚，到现在根本没化开过。要从室内的温暖跨向室外的冰雪，其中四五十摄氏度的温差，想想也能让人发疯。
等将来，等挣够了钱，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睡觉。要和北极熊一样，守着暖暖的窝，睡它整整一个冬天。谁来，怎么敲门也不开。啥事，天塌下来也不管。不过，要是有滚烫的甜豆浆，就着包了油条的粢饭团，那还是可以半斜着身子在床外，等吞完了继续再睡的。
她一边做白日梦，一边半催半哄地把自己往冷冰冰的衣裤里塞。
今天不行，不能再睡了。日程排得很满。再晚要来不及了。
学校已经放寒假了，整栋宿舍里，几乎见不到人。但凡有家的芬兰人，遇到圣诞节，那是横穿北极圈也要回家团聚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学生无处可去。前天在电梯里，撞见从南非来的那个一头小卷卷，叫不出名字的黑女孩，用她听不太明白的英语和她比划着说，班上有学生愿意带她们一起去家里过节，问她去不去。
她是肯定不会去的，只能不好意思地摇头。要怎么跟人说呢？寒假不用上课，她就全指望着这几个星期挣钱呢。
这里的福利好是没错，学费，连同课本实验器材，都不用付钱。家庭收入低的外国学生，甚至可以申请到部分的住宿补助。但再补助，每月还得交三百欧元的住宿费，加上饭钱，交通费，还要买洗发水牙膏之类的，再怎么省，五百欧元是无论如何逃不掉的。那可是国内一家人一个月的开销啊。
当初的那张机票，是父母多年的积蓄，外加向亲戚借来的钱。耳朵里刮进些不好听的，她就撂下狠话对家里说，“一共多少，记下来。等我赚了钱，连同利息一起还给你们。”
等下了飞机，看见机场商店里的一只小毛熊也要五十欧元，再摸摸被缝进内衣口袋的唯一那张从中国银行里兑换来的一百欧元，在家说狠话时的劲头就彻底没了。
以后花每分钱，她都习惯先把欧元换算成人民币。想想这些钱，要是在上海的小菜场，能买回多少东西来。那么一算的结果，她通常是什么也不敢买了。
芬兰的冬天，是花开不了，鸟叫不动，连太阳都晒不到的地方。所以这里蔬菜比国内的鲜花还娇贵，只有冷冻鸡比国内便宜。变着法，煎的，煮的，炒的，整只的，切片，切丝的，每天来来回回都是鸡。连外国人的烤鸡也学样做过了，就试过那么一次。公用厨房里的烤箱随便用，不算电费的。没想到鸡放在烤箱里，忘了时间。等消防车呼啸而来，在楼下灯光大做的时候，才想到惹祸的可能是自己。
这下算是一鸣惊人了，用这样的方式使大家都认识了宿舍楼里的这个中国女孩。
她那时的芬兰语和英语都不行，但眼睛里没说出来的话，一看就能懂。
说起芬兰语，当她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芬兰语朝她说话，只看见对方的喉结在脖子上划来划去，喉咙里咕叽咕叽往上泛痰却吐不出来的难受，她跟着一同着急。等反应过来，差点笑软瘫到地上去。
骂人无知的时候可以笑话人连26个字母都不会。可她就是真从芬兰语的字母开始学的。呆了两年的语言学校，还在教，“请问去邮局该怎么走？””你在哪里工作，电话号码多少？”
也难怪人家觉得这中国女孩除了吃，怎么啥也不会呀？那她说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她也听不懂，又能怎么办呢？电视看不明白，新闻听不完全，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执政总理是谁，更搞不懂冰球又有哪些游戏规则，这怎么可以说是她的错呢？
有的时候，她真觉得自己是穿越了时空，不小心掉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怪物。这里看不见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见不到方方正正的中国字，连美国大片中的中国城里边挂着类似吉昌，鸿运招牌的南北杂货店也找不到。
家里问在国外的生活怎样？她连骗人的力气也没有。随便在学校里拍了两张照片寄回去。
今年刚考进的大学，听说教学主楼是几百年前哪个瑞典王公贵族的府邸改建的。凭良心说，真是气派得没话讲。隔几步，就是巨幅的风景油画。要不然就是没怎么穿衣服，比真人还大的石膏雕像。廊檐柱子上的石像全是表情各异的人头，估计有些典故，但从没打听过。
这些表面文章，除了拿来拍照，可以供父母在街坊邻里面前夸耀一下，她觉得这些和自己其实没多大关系。最要紧的，是把眼下的生活费给挣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刚来芬兰不久，她就在中介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工作。这里管中介叫猎头手，是靠找来做事的人头挣钱的。申请表格上问到特长一栏，她想了想，老老实实填了”无“。再说，以她当时的语言程度，像服务生，售货员这些上得台面的工作，肯定是轮不到她了。
剩下的工种，只有一个扫地。
问她去不去？
这是一个口袋里只剩下几十欧元的人，可以挑的吗？
就这样，上了几天的学习班，考出一张相当于中国营业执照许可的纸，她便开始了“扫地“的营生。扫地是笼统的说法，准确地说，是一篮子全包的清洁。地毯要吸尘，木头地板要上蜡，玻璃要擦，垃圾桶要倒，男女洗手间更是清洁中的重点。
由于是学生，白天里上着课，她的上班时间正是人家下了班以后。从傍晚五点开始，收工的时间说不准。规矩是什么时候完事，什么时候走人。
活是一家小型的清洁公司从商业，团体或私人那里接来的。客户不稳定，来打工的人也是更换频繁。当天有什么活，她就接什么活，从来不挑。大到几层楼的商厦，小到只有几张床位，收留爱滋病人的小诊所她都去干过。
正逢假期。这里有个很棒的规定：但凡遇到节假日，工人的薪水必须翻番。所以当别人想着过节去哪里旅行，或是团圆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正是她生意最忙，钱挣得最多的时候。捏着本快要翻烂的市内地图，从这个点，气喘心跳地赶去下个点，感觉像当红的歌星一样抢手。想到这一点，她心里不禁有些得意。再努把力，说不定还能攒下点钱，赶在中国的春节前，寄回家去。
等公车的时候，她见到车站上的男女，人人用黑色的大衣，黑色的皮靴，皮帽把自己包裹成圆滚滚的结实。坚硬的冰雪透过鞋底传过来的冷，让人的脚不自觉地在冰面跳来跳去，以尽量减少和地面接触的时间。站在前排的，在风里吹了会儿，自然会往人群里缩回去。和纪录片里一列排开，滑稽可笑的企鹅，简直一模一样。
她被自己的幽默感染地抿嘴笑了笑。但这样的笑话是没法和别人分享的。听当地的同学说，这里长年严寒的天气，造就了芬兰人内敛阴郁的个性。
即使人们把头脸一并遮住，甚至连眼睛也几乎眯成缝了，她还是感到周围目光里渗出的冷。
做为这里少见的黄面孔，她一上了车，人群中会自然而然地左右分开让出一条道。好像她是全车唯一的SARS带菌者。公车上即使再挤，很少有人坐在她身边。有的话，不是耳朵里塞着耳机的有色人种，要么就是瞳孔放大，不知道刚灌了什么下去的瘾君子。
但只要自己不介意，日子一久，什么都会习惯的。比方说，她刚做这一行的时候，她的面子还薄。到底是从没离过家门，二十岁不到的小姑娘。戴着公司发的口罩和手套，低着头，背着身，只怕碰见学校里的熟人。后来日子长了，再也顾不上了。一是从来没见到熟人，二是也真没工夫去留意。从小做惯家务的她，做着清洁的手脚机械地运作，脑子里全是算术。这一小时过去了，可以买一加仑的奶，一打鸡蛋，外加一条长面包。这样一个礼拜基本上饿不着了。再下一个小时的工，可以买两只冻鸡，再奢侈点，想买几根进口的香蕉。便秘了好些天了，估计外面天冷，里面也跟着一起冻住了。不知道吃香蕉是否会有帮助。
现在要是有老师或同学从眼前经过，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会直起腰来，和他们若无其事地点头打招呼。有时她也在琢磨，到底是漫长的冬天把脸给冻僵了，还是真的脸皮越长越厚了。
放假前那几周，她又要开夜车准备期末考试，又要照常上班，真把她给累坏了。上了公共汽车，被暖气一蒸，屁股一挨着座，立马睡过去了。她也晓得自己睡得死，书包从来不放地上，而是小心地挂在胸前。
也不知前面发生什么情况，司机突然一个急转弯，沉重的书包被惯心力抡起来，竟然拽着她的脖子，把她拖带着给甩出去。当场一个牙啃地，结结实实摔在汽车中间的过道上。
人趴在地上，眼睛还迷糊着没反应过来，耳朵里传来的讥笑声却是听得清清楚楚。也不是一两个人，好像前后左右都是。虽然嘴巴鼻子疼得眼泪水都要掉下来了，但她强迫自己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散落地面的书本和文具后，站起来。昂着头，从奚落她的人群面前走过。没有搓一把脸，也没有整理头发。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就在刚才，又发生了一件，她只能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的事。
按照清洁公司提供的地址，她在郊外找到一间运输公司。
空旷无垠的雪地，被十八轮的大卡车压出几道黑楞楞的痕迹。顺着车胎印，她走到用原木搭出的一长溜平房前。远处是被砍去了枝叶的松木，笔直着老长，被整齐堆积成山的形状。领地的四周用铁丝网围着。纵然盖着雪，偶尔露出的几截生了锈的钢丝向外狰狞地翻滚伸张着，足以让人觉得不愉快。
应该是都下班了。她敲了门没人应，便用公司事先给她的钥匙打开了平房的门。扑面而来呛鼻的烟草味，使她不禁往后退了一小步。
这里可能几年，或者从来就没被打扫过。桌子上，文件架上，所有可以找得到的烟灰缸都被横七竖八的烟头塞得满得不能再满了。但更多的烟头，烟灰却被随处滞留在每个与人方便的角落。快被磨没了的地毯上，到处是被烟头烫出来的圆洞。东一滩西一滩的咖啡印，在原本印了花，现在却早褪了色的沙发，上了点新鲜的颜色。
她早习惯了。这里不是她的家，轮不到她去抱怨。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会降温，好像是零下二十六度。她连叹气的时间也没有，得早点干完眼前这摊子活，早点回家。
她把储藏室里可以找得到的，所有可以用来清洁的化学试剂集中在一起。往空中，桌面，地面，到处狂喷乱洒一气，希望现代科技可以帮她把古旧的污垢至少给软化，溶解一些。
办公室还不是最难的。她走进男厕所后的本能是立刻掉头冲出去。
“不能回头。”难道忘了吗？这里只有她。只有她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一切。
墙壁上，隔间的木板上用原珠笔，喷漆，和其它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某种液体写的一些下流的字句，她擦得掉的就擦，擦不掉的，只能装没看见。
小便池里的白瓷砖早被侵蚀成刺目的黄色。试过化学试剂，硬如钢丝的塑料刷后，她发现最好用的还是戴着手套的指甲。工作一天下来，到这会儿，再站不动了。她于是跪在地面上，用手指甲一毫米一毫米地抠着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