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国家的诞生（中）
公元前3500年左右，金闪闪（吉尔伽美什）统治了乌鲁克，而像乌鲁克这样的中大型城邦，就是美索布达米亚最早的政治单位。
它被一道约10公里长的城墙包围，这意味着吉尔伽美什直接控制了约7平方公里的土地，现有考古证据支持了这个说法。
同时吉尔伽美什也控制了城邦周围的大片土地，据考古学家分析，乌鲁克的实质控制范围从南到北延伸了大约240公里，从西到东延伸了大约80公里，而这就是当时一个国家最大的控制范围。
在吉尔伽美什的统治结束1000年后，另一位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阿卡德的萨尔贡则组建了一个更大的帝国，它从东南端到西北端，绵延近1600公里，覆盖大约79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800年后古埃及的王国法老控制的地区比萨尔贡还要大20%。
此后又过了800年，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控制了一个几乎是萨尔贡帝国两倍大的帝国。
帝国规模不断扩大与信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是相关联的，这反过来又反映了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发展。
对于国家的形成而言，通讯技术所带来的速度变化只是一个影响因素，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信息退化。
我们都知道，口头传递信息非常容易变形，在一个信息传输链中链接越多，信息退化就越严重。
因此书面文字作为语言的延伸应运而生。
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2000年的美索布达米亚人们使用“楔形文字”来发送和接收信息。
最早的“楔形文字”铭文出现在商人卖给其他商人的容器上，因此这个文字模式大概率是在贸易中出现的。
这些铭文表示了容器里有什么东西，有多少东西，这样的信息让收到容器的人能够知道他到底会收下什么。
买卖双方都需要有这种保证，商业交易才能够正常进行。
不过，尽管楔形文字起源于事物图画，但是当它被大量使用时，这些文字符号就会像医生的手书一样，被简化成了一套似是而非的“符号”。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商业网络中，楔形文字的核心优势并不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严格对应，而是这些符号的简单程度和制作速度是否能很好适应商业社会的快节奏。
考虑到楔形文字的制作难度和客户需求，这种简化趋势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在古埃及另一套叫“象形文字”的系统正在形成，不同的是这些符号来源于宗教。
最早的“象形文字标记”是寺庙和重要人物墓穴墙壁上的图画，用以记录真实或神话事件。
渐渐的这些图画被简化和风格化，直到它们演变成“文字”。
这时“象形文字”仍然与它们所代表的对象紧密相连，观察者只要看一下就能明白它们的意思。
事实上它比为了贸易而简化形态的楔形文字更加具体。
而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外，人数更少的腓尼基人却开始了概念上的***。
腓尼基人是最早的海上贸易商，经常会遇到说不同语言的人，因此他们不仅需要一套足够简单的文字来节省贸易时间，还需要一套可以与多种语言互译的文字来记录不同地区的语言，以便下一次与他们进行交易。
在这两个基本需求的驱动下，腓尼基人创造出了字母表和一套纯粹表音的文字体系——腓尼基字母文字，即现代西方字母文字的始祖和起源。
在这套语言文字体系下，人们用相同的几个因素，便可以创造出几乎无限的单词（以及无限厚的字典）。
更重要的是用这套系统，腓尼基人可以通过“模仿语音”的方式快速记录和了解别国人民的语言。
其实腓尼基人并不能完全了解对方在说什么，但通过字母组合仍然可以让其记下一个大概，这就是腓尼基文字体系最关键的作用。
后来这套文字体系更是启发了整个欧罗巴大陆的语言和文字体系。
当然这种文字体系有一个致命弊病，那就是它的文字只是其语言附属品。
同样一个词语，在腓尼基体系下，不同的地方方言可以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写出来。
而在象形文字体系下书写词语，却完全可以跨越方言障碍而存在。
可以说正是腓尼基文字的这种独特性，奠定了欧罗巴大陆长久分裂的一个深层根基。
更重要的是，这也决定了最终是以贸易和小政府为核心的海权体系，战胜了以军事皇权和大政府为核心的大陆体系。
毕竟欧罗巴大陆的文字和语言根基，所孕育的心智模型是为了小型承包商之间的贸易所服务的。
而且这片土地的民族和历史是那么的纷繁复杂，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沟通必须具有一定的效率。
然而在遥远的东方一套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都不同，却要更加强大、更有生命力的“表意文字”系统在东土大地上出现了。
在这片土地上象形文字慢慢演变成了表意文字，并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这套系统从未偏向过表音系统。
随着这种文字的发展，东土世界的人们能够在书写中表达那些实际上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意思。
因而在这套文字体系中一个特定的符号可能代表的不仅仅是世界上的一些物质事物，更可能是一种思想。
此时这种文字开始脱离语言，就好像数字脱离数量而存在，金钱脱离价值而存在一样。
事实上这种脱离特定口语的文字体系，意味着通过使用统一的文件，一个权威机构可以管理说多种语言的人。
这正是这片土地上能够形成一个超强的、统一的，具有持续性的大帝国，而非像后期的欧罗巴那样形成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字作为最成功的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体系，它代表的是一种跨越地域、跨越族群、跨越小型文化圈层的绝对连贯性和一致性。
这也是所谓绝对性和唯一性的“中央之国”、“中土”、“中原”所能实现的重要根基之一。
有了汉字，东土文明才得以跨越数千年、跨越无数地域和小型文化圈层的兴衰和变迁，永不间断地形成一个共同认知和认同。
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文明都没有也无法做到的。
更深一步说汉字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字，它最开始服务的是祭祀阶层，后来服务于文官阶层。
这点和同样属于表意文字体系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后者一开始也服务于宗教祭祀，也同样有着超强的官僚属性。
事实上在宗教和政治体系中，一个文字能否准确表达出它应有的神圣含义和政治讯息，远比它是否能最快的传播出去更重要！
而东土能够将汉字保持下来，而非像古埃及那样快速的失去这项传统，则要仰赖于东方文明相对于其它文明的孤立位置，和我们强大的、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传统。
对于一个统一国家而言，拥有一套统一的、可以跨越方言的表意文字系统，远比一套要反过来适应和模仿方言的表音文字更加可靠。
这最终也决定了在东土形成了一个人类史上最大、最稳固的文人和官僚阶层。
商人和官僚的需求推升了书面文字，同样的需求也催生了数学符号，在最开始数字依附于文字所表征的事物存在。
当商人收到三条鱼时，他们会在账本上画三个鱼的文字符号，但如果是三万条呢？
写三万个鱼？
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所以基于对现实需要，数字第一次从事物本体中抽离了出来，成为独立项目，可以用它们自己的标识来表示，进而演化成了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