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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更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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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本书开写之前,我的思路是让主角成为非洲运奴船上的“货物”,以黑奴的身份踏上美国的土地,然后展开故事。

相比于印第安人,这样显然更好写,因为印第安人的社会是半封闭的原始社会,与我们熟悉的那些历史缺少交集。我们对印第安人知之甚少,历史本身也没有给他们多少关注。

黑奴则深度融入彼时的美国社会,背景、矛盾更加丰富,资料也相对好查。为此我已经想到了许多有意思的内容。

但是由于考虑到黑人主角可能会引起较多争议,最终这本书的主角变成了印第安人,一个对我们来说没什么争议或者说没什么存在感的民族。

现在看来,这个选择还算明智……否则前段时间某新闻传出的时候,这本书的评论区可能就要被刷屏一波了。

有得也有失,随着主角身份的变更,原本设计的许多剧情自然也都作废了。

那就写印第安吧,不过写着写着,我的脑海里又冒出了一个更有意思也可能更适合印第安人的题材。

而且这个题材从来没有人写过,类似的题材似乎都没有,为此我常浮想联翩,更想尝试去写一写这个题材。

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态可能像是一个凑合结婚的人,看着现在的对象琢磨着自己是不是选错了,看着外面的某人觉得这个也许会更好……总之就是不理想。

尽管这本书已经规避了“黑人主角”这样的设定,但还是有一些争议,对于其中的一部分,我想在这里谈一谈。

之前和一个读者发生了些争论,最近也没注意看评论区,而且评论区的回复长度受限,有时还会被系统删,就在这表达一下我的主要看法。

那位读者的观点,大意是“如果中国没有问题,为什么西方都在针对中国,难道中国特殊吗”。

我说中国确实特殊。

他说就算特殊也不行,法律不会因为你特殊就不惩罚你的犯罪。然后就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公知论调了,普世价值云云。

看到这我有点无语,毕竟如果你把西方放在一个相当于法律的位置上,那只要与西方发生冲突,错误自然都在中国。这种下意识认为西方是标准的观念实在有些可怕。

说一说中国为什么特殊。

首先特殊在体量。

不论秕糠还是金玉,只要堆积得足够多就会变成黑洞,只要分割得足够多就会变成量子。

体量本身就是一种结构,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结构。体量的差异,自然也是最不能忽视的差异。

而两千年乃至更久以来,我们几乎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一位可汗曾这样定义小国:一个国家,如果它的领土没有中国大,那么它是小国,如果它的领土比中国大,但人口没有中国多,那么它还是小国。

一定程度上这不能算是玩笑,中国确实太庞大,仿佛突破了某种“临界体量”,但却长期稳定存在,成为了极为奇特的存在。

当然,特殊是相对的。

以西方为“正常”,中国便是“极其特殊”;而如果以中国为“正常”,则西方便是“极其特殊”。

因此严格来说,认为中国特殊,认为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这些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说法。

站在“东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大可以说西方是特殊、另类、不正常,西方诸国是一群伪装成国家的领地和公司,只有中国才是正儿八经的国家,中国的样子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样子,中国的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观。

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哪个更接近真理?当然是后者,至少东方人口更多,欧美发达国家加在一起,不过十一二亿人口,尚不及中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我们才是标准,我们的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

如果放眼世界,我们不再是多数了,但西方就更不是了。

总之不论如何,西方的价值观都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观,更不是金科玉律。

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冲突,与其说是“占多数的正常人针对占少数的不正常人”,不如说是“占少数的不正常人叛逆占多数的正常人”。

还有一些关于爱国的争论。

在与人争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爱国,只是认定的祖国不同,物理祖国分明,精神祖国各异,心理认同和现实归属一定程度的分离,其实是一种常态。

比如都说是爱中国,有些人爱古代中国,有些人爱当代中国,还有些人爱不存在的中国。

我就曾经狂热地爱过古代中国,那时我既是皇汉,又差不多是公知……有些人觉得这两条属性互相矛盾,其实是统一的,前者认为古代中国牛逼,后者认为外国牛逼,共同之处是认为新中国不行。

后来我就觉得吧,对国的认定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单说爱国,谁都如此自诩。不管他干了啥说了啥,在旁人看来多么不爱国,他都能给自己圆回来说自己爱国,找借口是人类的一大天赋。

比如常见的,强调阶级利益和内部矛盾,以淡化客观存在的国家利益,说什么对外转移矛盾之类的……其实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里面有人向外输出矛盾,外面也有人向内输出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总要选一个。

再如类似的对“打马恩牌”一说的嘲讽。马恩的思想是科学,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中性,既可以被我们用来打击敌人,也可以被敌人用来打击我们,掌握者皆可使用,一切科学技术莫不如此。有些人嘲讽“睡王打马恩牌”的说法,仿佛马恩不是科学,而是玄学了。

说回正题,什么才是中国?

我所认定的,首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一群真实存在的当代中国人,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大部分,这是中国的肉体。

然后还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国,就是中国的精神,比如厚朴的世俗主义与集体主义。

想通了这些,爱国就变成了一种情感和理性的结合,不言自明,更没有什么可怀疑和犹豫的。

当然……这些都是简单一说,更深入的东西这里也不好多谈。以上提到的这些可能已不太合适,有被删减的可能(审核编辑手下留情)。

默认西方为标准很可怕,但对西方的轻蔑同样如此。

我在书里夸过《几何原本》,有人对此表示不屑。

几百年前,中国人对《几何原本》的态度要么是狂热崇拜,要么就是轻蔑忽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奇技淫巧、旁门左道,而徐光启则是“看懂了,而且大受震撼”,五体投地,索性皈依了天主教。

时至今日,许多人的态度似乎并没有长进,依旧是在皈依和轻蔑的二极管中徘徊。

当然这也称不上什么羞耻,西方作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情况不见得比我们好,远没有普遍地理解科学。

甚至可能,发源了现代科学的西方会在未来沦为科学的边缘,丧失掉他们曾经最引以为傲的东西。这没什么好奇怪,龟兔赛跑、为他人做嫁衣之类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大概率事件,西方文明发源了科学,但世俗、务实、集体主义的东方文明才是科学最终的归宿。

如果它真的发生了,那无疑是历史上最精彩的一次ntr。

今天我们可以理性地看待《几何原本》,没必要因《几何原本》妄自菲薄,但也不该忽视轻蔑,上来一句“呵呵”。

《几何原本》的意义不在于那些初中级别的定理、推论,而在于它所开创的模式——从几条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种模式前所未有,由此人们发现了获得真理的方法,或者说进行有益争论的方法。

说句题外的,我有时胡思乱想,觉得这种模式的诞生是不是源自吵架?毕竟希腊对外交流频繁,文化环境复杂,又缺乏共同语言,日常生活中应该充满了各种争论,人们肯定对吵赢架有很大的需求。而想要在缺乏共同语言的环境中吵架,诉诸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和逻辑无疑最具说服力。希腊人在各种争论中养成了这种习惯,不断挖掘基本事实,终于在最容易挖到底的几何领域成功挖到了底,找到了理性的宝藏。如果真是如此,那这实在和优越性实在没什么关系,只能说明广泛展开交流的好处,而且这种好处还是一次性的,毕竟科学不需要诞生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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