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八章 死与复仇（八）

话虽如此，但两边根本性的分歧并未得到任何程度的解决。

送俘虏回伦敦，这件事本身，可以有各种不同意思的解读。

事情就是这么事儿。

不加感情的描述，就是“中法联军攻克了直布罗陀，把俘虏送还英国”。

但，做事，尤其是这种国家之间的外交与博弈，是不可能不加感情的。

送俘虏这件事，可以加上多种不同的含义。

可以是恐吓：

听听这些俘虏们，经历了怎样的地狱般的三个月？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描述窜天猴所引发的直布罗陀火狱的？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评价大顺最后用炮兵轰击他们方阵的血腥？

也可以是示好：

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可以和谈了，我展现了我足够的诚意；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两国之间可以单独媾和了，神罗内的事你们以后别掺和了，我来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仲裁者，你们汉诺威的这个帽子可以扔了；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其实真没必要继续打下去了，你的财政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

就像是后世的一些体育比赛一样。

可以是单纯的足球、单纯的乒乓球的体育竞技。

但也可能，某场球赛的结果，引发了一场死亡几千几万人的战争；也有可能，一场球赛，引发了两个敌对国家的外交破冰。

送还俘虏这件事，本身是单纯的，但却可以赋予许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意义。

中法两国的同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只不过，在大顺正式出兵之前、在大顺的舰队与直布罗陀击败了爱德华·博斯克恩的舰队之前，法国无路可走，不得不和大顺的外交官“相谈甚欢”。

然而，一旦直布罗陀被攻克，中法之间的分歧，也就是关于“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战后的条约怎么签”的问题上的分歧，也就不可能再其乐融融、搁置分歧。

两者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法两国生产力的巨大区别。

这个区别……

简单来说，以英国的《航海条例》为例。

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还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精炼后的重点，是反对英国？还是反对《航海条例》不管他是哪国的？

这个“重音”放在哪的区别，推广开来，超脱狭隘的《航海条例》，就是中法之间关于战后分赃的分歧所在了。

而战后分赃的分歧，终究还是要看这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才能确定最后和谈的时候能拿到什么样的条件。

大顺的新学一系，是否理解大顺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到底需要达成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虽然他们未必十分精通，亦或者他们未必能够全然理解大顺的诸多要求和条件其原因和目的。

但是，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只需要略加给他们一点提点，他们就能理解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是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下的世界观下的本质。

就是类似于“羊跪乳、鸦反哺”之类的事，不同的三观和意识形态，所看到的“羊跪乳”的本质是不同的。

有的三观，毫无人味儿：因为站着喝不得劲，所以跪着喝。为什么站着喝不得劲？因为小羊出生就长得高。为什么小羊出生就不小，而人出生还需要父母家庭照顾？因为羊这玩意儿没有社会性，出生就可能被狮子饿狼吃了，小羊只能长的大一点再出生，所以出生就高方便跑，不然就得被吃了，长着长着就只能跪着喝奶了，要不不得劲，这就好比你没有葫芦瓢，那你在溪边河水的时候不跪下来把嘴塞溪水里喝？

有的三观，则温情脉脉：因为小羊孝顺，孝是天地至理，所以小羊也知道要跪着喝奶。

很显然，大顺这群新学一系的人，学的都是些“全无人味儿”的道理——这也就是大顺的儒教保守派，用大顺新学这群人做例子，攻击颜李学派那一套由外而内狗屁不通的一个典型：你看，新学那群人，学的都是“艺”，而且六艺精湛。按你们颜李学派的说法，儒家是可以由外而内、从外部功法技艺催生儒家内力的，学艺、精通艺，那么就会体会儒家的真谛内核了。怎么他们这群六艺精湛的，练的内核一个个都没人味儿了？

至于说，新学本身在大顺并没有那么大的阻力，则因为新学在大顺传统士大夫看来，是术，不是道。

不是诸子百家、杨墨邪说，最多也就是墨家的那些技巧、兵家的那些阵法。

是术，不是道。

而且，大顺的新学本身有着大顺开国之初建武德宫，搞均衡的底子。

在这个底子之上，大顺的新学，似乎都只是在教技术、数学、几何、算数、经济这些“术”。

而刘钰，也从未在新学里教过“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好公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该做……等等，全都没教过。

他只是教了一些“经世济用”之学。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三观觉得，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为他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