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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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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亲率大军东渡黄河,由此拉开了覆灭明朝中央政权的最后一战。

二月初二,闯军攻克汾州;二月八日,闯军又攻克太原;接着又不战获得了忻州。

勇士营出身的山西总兵周遇吉在代州“凭城固守”,但很快因为粮尽而不得不退往宁武。

闯军步步紧逼,追踪至宁武,并包围和强攻宁武城,周遇吉部坚持到了二月二十九日,“力尽”,闯军攻入宁武,将周遇吉俘虏并杀死。

三月一日,闯军抵达大同城下,大同总兵姜瓖开门投降,大同巡抚卫景瑷被俘后自杀,第十一代代王朱传【火齐】阖家上下被闯军杀死殆尽······

面对大举来攻的李自成部,崇祯皇帝便于当年二月中旬起命令百官、勋戚、内监捐银以解燃眉之急,但不管是官员、勋戚还是内监,都甚少有人肯捐献,“惟太康伯张国纪输至二万(银)”、“进爵为侯”。

甚至连周皇后的生父嘉定伯周奎也不肯解囊,后来周皇后解私囊五千两让周奎充脸面,谁曾想周奎居然还扣下二千两自用,仅仅向宫中捐输了三千两,周奎是没有钱吗?

答案是否定的,仅仅在二月初,周奎就派人在顺和店北京支店兑换了40万两金花银的飞票,为此光手续费就交了38000多两,被闯军追赃助饷时还掏出了10多万两的现银和价值数十万两的“珍币(黄金和金银器)”。

而与之类似的还有第九代定国公徐允祯为首的其他的其他勋戚,这些勋戚赶在顺和店截止收银之前,先后兑换了超过1700万两金花银的飞票,自身府内还藏匿了近2000万两的金银,结果只能是便宜了闯军。

内监这边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这不,除了曹化淳、王永祚等少数地位太高、新朝肯定不会留用的内监各自捐银三五万两外,其余内监自以为到了新朝也能为新皇帝服务,所以,即不愿意掏钱助崇祯皇帝编练新军,也很少愿意南逃,进而也很少有人把银子变成飞票----明代太监多为北直隶人----更多的是想办法运往老家或埋在了自家私邸里,以至于顺和店从他们身上只搞到了不足50万两的金银。

其他文武官员大多是首鼠两端的,所以,为了双重押宝,他们也兑换了一些飞票作为后手,这部分银子大约是400万两的样子,因此,前前后后加起来,福王府仅飞票一项就从北京城运走了价值2200多万两金花银的金银----福王府还从密切控制的典当行、押钱铺里运走了大量的珍物----虽然还不如李自成日后在北京城收刮的那么多,但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了。

随后,为了运走这2200余万两银子----千斤大车共计运输了12次、1500车(包含典当行、押钱铺抵押高价的珍物)----朱由崧不但把路通标行目前在北方尚存的200多名标师、趟子手都派过去护卫,还通过前来存银开票的北京*权贵走通了京营的路子,让京营专门派出3000人进行护卫,这才压制住某些宵小的妄念,将这些财物安全运到天津装船出海(出了海,便有辽海分舰队接应和全程护航),运往济州储存。

而崇祯皇帝这边,由于既讨不到银子,也招不来勤王援军----崇祯皇帝下令勤王后,就唐通所部7000人于三月八日抵达北京,其余各部均未听命----所以,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只能再一次召集文武,就左中允李明睿提出的皇帝南下避祸以图兴复,留下阁臣辅助太子留守北京抗敌的奏疏进行讨论。

然而会议一开始,内阁首辅陈演就坚决反对李明睿的奏疏。

遭到首辅拒绝后,正二品左都御史李邦华站出提议“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南京)”,同时言明“臣与有识筹之已熟,惟上速图之”。

崇祯初次听到这个提案时,其实已然心动----天子留守北京以表明不放弃宗室陵寝,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后,便能有机会再寻求移驾南京----但正当崇祯皇帝准备赞同此议执行时,熟料从七品阶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竟站出来反驳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

一句话,诸臣拥戴太子南下,便是准备另立新君,有不臣、谋反之企图。

这句话一出,众臣若再站出来提议南迁便如同造反,所以当时无人再敢发声。

崇祯当即气得大骂“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骂完便拂袖退朝,但第三次南迁之议也就此再次搁置了。

三月三日,大同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再次于朝堂商讨南迁一事,李邦国和李明睿又一次提出了皇帝南迁和太子前往南京的两个方案,此时唯独少詹事项昱出声应和太子监军一事,其他重臣再无一人开口。

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决定以玉石俱焚之计逼迫大臣表态,就听崇祯厉声道:“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许不至于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

大臣们见崇祯绝境之处,竟然试图胁迫众臣一起殉国,便转而支持太子南迁一事。

崇祯皇帝见状心中大恨,一时怒火兴起,遂以“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为由拒绝了让太子南下的提议,决定死守京师。

不过,崇祯皇帝回到后宫就后悔了----崇祯皇帝已经不知道了朱由崧的生死状况,但朱由渠可是去了常山了,要是自己和太子都不能南下,那帝系岂不是要转移到了福王一脉手上了吗?

可问题是,崇祯皇帝刚刚说了不让太子南下,现而今也不好立刻反悔,因此焦急之余,崇祯皇帝便密令驸马都尉巩永固于当年三月五日上奏,再次劝皇帝南行。

然而巩永固的奏疏落到内阁手中,群臣以其中“召集京师义勇十余万扈从随行”太过荒谬为由,加以反对,崇祯皇帝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三月七日,天津巡抚冯元飙之子冯恺章入京奏请崇祯皇帝携太子立刻前往天津,然后乘船南下,但由于此次通政司官员能逃的都逃了,不能逃的也没心思工作,所以,冯恺章的奏疏未能抵达崇祯皇帝之手,由此,崇祯皇帝与诸皇子南下的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了----其实,即便崇祯皇帝收到了这份奏疏大概率也不敢走的,因为当时闯军刘芳亮所部已经截断漕河,由南向北逼近北京了,谁也不能保证北京城外有没有闯军前锋活动,以明军眼下一触即溃的状况,出城显然更加危险----北京朝廷的覆灭也就此进入了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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