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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4章 贞观之风当神往,房杜光芒万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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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于世界之巅的李世民,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贞观之治,除了是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历史必然,也来自于君明臣贤,永不熄灭的进取精神。

  他们会折腾,能折腾,善于折腾。

  他们群星璀璨,光芒万丈。

  其中的佼佼者,除了李世民本人外,还有鼎鼎大名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合称“房杜”。

  实际上,杜如晦排位在房玄龄后面,事出有因。

  一是他在位时间过短,二是过早逝去,这掩盖了他在李世民一朝炙手可热的权势和信任。

  可以想见,他在宰相之位仅仅一年多,就以其天纵之才,最为李世民所倚重。

  即使李世民一朝的长青树房玄龄,也远远比不上杜如晦在皇帝心中的位置。

  这来自于他们的出身,也是李世民权力结构的需要。

  李唐和杨隋一朝,权力根基都来自于关陇集团,两个朝代,名称虽然不同,权力实质还是在他们这个圈子内流转,唯一不同的是朝堂之上,由杨姓换成姓李的。

  加上李渊以太原留守的身份起义创业,更是和杨隋一朝的官僚体系有无法割舍的联系,唐承隋制,两朝一体,毫不为过。

  因而,李渊所用人才,大体以旧隋官僚以及关陇人士为主体,虽然李渊长于政治,平衡山东和江南两大势力,但其核心权力层,却一直被关陇集团稳稳抓牢。

  李世民要想争太子之位,经营天下,就必须别开蹊径。

  他在李唐开国之战中,东征西讨,接触和眼界无限扩展延伸,秦王府中人物荟萃,尤其是山东人士,更是冉冉上升。

  但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扰。

  李世民需要依仗山东人士的力量,但同时,骨子里的隔阂和疏远,又必须让他随时防范山东势力的坐大。

  反馈到房杜两人身上,依然如此。

  杜如晦是根正苗红的关陇集团人士。

  而房玄龄却始终贴上一个山东人士的标签,关陇集团是隋唐两代政权的根本,李世民天然对杜如晦倚重和信任。

  这可以从一个细节上看出来。

  房玄龄以多谋著称于世,甚至杜如晦也是他着力向李世民推荐的人才。

  房玄龄虽然一直是李世民心腹,但终于因为自己的出身,和李世民稍有间距。

  有时碰上重大的国事,即使房玄龄认证精详,于情于理于义,都可言之成理,行之无误,但李世民还是会下意识地说:“非如晦不能决。”

  李世民一定会召来杜如晦,杜如晦欣然而来,居之不疑。

  三方一起商讨,但依然以房玄龄的结果为准。

  这反映出李世民虽然认可房玄龄的政策制定力,但更认可杜如晦的政策决断力。

  杜如晦才是代表李世民背后关陇集团的力量、心态和利益,这种微妙的关系,不属于这个圈子中人,很难把握那种微妙的,玄而又玄的举重若轻决窍。

  这也是房谋杜断的来由。

  房玄龄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一朝之盛,他虽然出力至巨,他也深受李世民宠信,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时他碰上李世民龙颜一怒,会立即俯首低头。

  房玄龄甚至会天天到朝堂之上,向李世民赔罪,请求谅解。

  谨小慎微,房玄龄是个小心驶得万年船的人。

  房玄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在向李世民认罪请求宽恕的时候,表现出完全的心悦诚服,脸上恐惧悔罪之色,让人君所不忍责。

  房玄龄足称为一代贤相,大公无私,大德若虚,碰上李世民如此明君,君臣之间还需要如此刻意维护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干事业的和谐局面,可见人之一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轻易做成。

  一句话而言之,房玄龄是李世民一朝的能臣,是干将,但和李世民的关系总差了那么一丝丝,一线线。

  杜如晦才是李世民心中的那个唯一。

  就如同他父亲李渊可以无条件信任和看重裴寂一般,那是一种真正可以放开身心,卸下身段,可以平视,足以匹敌共享共治共荣的一种伙伴关系。

  即使杜如晦逝世多年,李世民依然会思念起他的这个老伙计。

  有一次他正在美滋滋地吃着新鲜香甜多汁的时令瓜果,心中忽然想起了和杜如晦昔日一起吃瓜时,言笑晏晏的欢乐场景。

  触景生情,今时往日,二相比较,心中一阵怆然。

  瓜虽在,人已亡,他立即派出专使,拿着自己吃的这些瓜果,去祭奠杜如晦。

  李世民对杜如晦的感情,大概是真实而朴素的。

  在杜如晦死后多年,他赐给房启龄一围黄银带,睹物思人,李世民再一次想起了杜如晦。

  他对房玄龄满怀向往地说:“昔如晦与公同心辅朕,今日所赐,唯独见公。”

  如今天人两隔,李世民思念到情深之处,竟然动情地流下了泪水,他沉浸在往事中,继续说道:“朕闻黄银多为鬼神所畏。”

  黄银不可赐,李世民特意赐给房玄龄一根黄金带,让他带去杜如晦的灵所,聊慰思念之情。

  李世民对杜如晦的依重,已经神化为一种想念中的传说,可惜杜如晦早死,否则,将会书写中国君臣相处史上的一段传奇

  相对于杜如晦念兹在兹,李世民对房玄龄的倚重,更多的只是君臣顾遇,君明臣贤的上下之情,这可以从他在房玄龄病重时的一番话,得到明证。

  房玄龄一生为公,大公无私,至死一刻,依然忧国忧民。

  当时李世民正准备再伐高丽,但这并不明智,甚至已经是纯粹和自己在较劲了,与杨广在高丽折戟沉沙,非常相似。

  房玄龄有感于隋炀帝杨广三征高丽,以致国家分崩离析,想在去世之前,再尽一分绵薄之力。

  他知道自己的上书,会触犯李世民的逆鳞,他一辈子谨小慎微,恭敬事上,在即将过世时,却不想再遮掩自己真实的心迹,这种奋不顾身,临大节忘小我的高风亮节精神,实在无愧于国士之称。

  病榻之上,弥留之际,房玄龄并没有操心自己的小家庭,而是对着自己的几个儿子语重心长地说:“吾自度危笃,而恩泽转深,若辜负圣君,则死有余责。”

  他接着说出了自己唯一的担心,“当今天下清谧,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

  可以想见,当时的李世民,在征伐高丽一事上,已经独断专行,听不见别人不同的意见了。

  整个朝廷之中,也再没有人敢于逆反他的意见。

  当日的李世民,似乎已成为真正的独夫和孤家寡人。

  这和贞观初期的政治风气,已大不相同,大概是李世民已不是当年李世民,而他的臣子,也不再是当年的臣子了。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拂逆龙鳞的事情,房玄龄一生没有干过几件。

  但李世民以国士待他,他在将死之际,愿意冒死进谏,以国士回报李世民,他是贞观最后的遗风。

  回首当年,那是一个意气奋发,君臣合力,大干快上的让人无比怀念的年代,他房玄龄不过只是一个谨言慎行,奉忠体君的忠臣。

  千载之下,回想那个年代,君臣相处之点滴,即使只有几年,也足以辉耀千古,成为后世高山仰止般的存在。

  房玄龄决意献上自己一生之中,最后,也可能是君臣之义最重的一封奏疏,他在奏疏中,明确反对李世民再伐高丽。

  在奏疏的最后,他真情流露,言之谆谆。

  “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残魂余息,预结代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

  房玄龄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了自我认知和身份的转变。

  他不仅仅是李世民的忠臣能臣重臣,他也在心理上卸下最后的防备,忘记了李世民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尊贵,也忘记了皇权的威严。

  他的心中,他的眼中,好象看见李世民挺拔的身躯,就站在他的身前。

  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生机勃发的秦王,那真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房玄龄心中,或者某种程度上,已经将李世民当成的朋友。

  只是这个好朋友,身份是尊贵无比,独一无二的皇帝。

  现在,我要走了,好朋友,你也要好自为之。

  李世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房玄龄最深的关切。

  他陷入回忆,对着房玄龄的儿媳,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动情地说:“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李世民给了房玄龄国士的待遇。

  在房玄龄病情加重的时候,为了探望的方便,他甚至凿穿了墙壁,只为了方便宫中特使的问候。

  终于要到最后时刻了,也终于要再见了。

  李世民亲自驾临房玄龄的病榻之前,和这个自己昔日的战友,最忠心的大臣,握手嘘唏而别。

  房杜二人,峥嵘早露。

  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深具慧眼,早就判定他们是人中之龙。

  高孝基认为房玄龄“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而他对杜如晦的评价也深相契合,认为他“当为栋梁之用。”

  虽然房杜二人,得益于出身高门,家学渊源,但在古代,高门大户,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和更早地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

  个人的能力,需要环境,更需要积累,高门大户,如果教育得当,相对而言,更能出人才。

  所谓山野无士子,民间无杰才,也并不全是虚妄之语。

  以房杜而言,也是一个例子。

  但李世民天纵之资,海纳百川,欲成贞观之风,首重人才。

  李世民乾纲独断,独具慧眼,那他的取士之道,用人标准又有什么精彩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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