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举国精锐集涿郡,杨广亲征蒙暗尘
杨广要举全国之力征伐高句丽。
他决定亲自挂帅,对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如此兴师动众,让天下骚然,很难以一种正常的思维,去评判杨广的行为。
因为,身为皇帝,御驾亲征,既没必要,也过于神经质,从军事上讲,是一种盲动的行为。
毫无疑问,巨大的声势,很给随军出征的周边各国,以极大的震撼,会加深他们对于隋朝强盛的顾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后果。
但这一样存在巨大的后遗症。
或者,杨广在最后一刻,依然只是想借用其庞大的声势,让高句丽王服软,上书认罪,就可以两相平安,互道无事。
也许,杨广只是需要一个台阶,一个高句丽能够服软的台阶而已。
毕竟,以全盛的隋朝之力,无论如何,高句丽都不可能长期支撑。
但杨广失望了,高句丽王没有给他任何的面子。
高句丽选择了直接对抗,或者,他们知道杨广的色厉内荏,声势虽大,但致命的缺陷更多。
事实也正是如此。
杨广征伐高句丽,其实已经苦心经营了多年。
永济渠,就是杨广战争意志的体现,这是交通南北的大动脉,可以将全国的士兵和粮食,直接运送到涿郡。
而涿郡也正是杨广征伐的大本营。
他首先面向全天下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将正式讨伐高句丽。
杨广的战略是水陆并进,在高句丽的都城平壤城下会师。
征兵计划庞大而夸张,杨广尽征天下之兵,下令全国之精锐,不管路途远近,全部在涿郡汇合。
杨广特别组建了一支水军,他在东莱准备新造三百艘战舰,征发了江淮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等等。
可见即使是几千里之遥的士兵,也必须北上涿郡,这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士兵们平时严格操练,身体更为强壮,或者可以应付如此长途的行军,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后勤。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任何一个朝代,打仗最后都要归结到后勤的比拼。
后勤的支援系统,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一是制造了五万辆戎车,装载士兵的衣甲幔幕,由士兵自己负责推送,送至高阳。
二是征发河南,河北民夫随时供应军须。
三是运送米粮由永济渠至涿郡,舳舻千里,不绝如缕。
四是征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一组,共推三石米,千里送粮。
这种全国性的动员,搅动并竭尽了所经区域所有的民力,沿途几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
为了赶时间,甚至来不及掩埋前人的尸体,只能让他们就地腐烂,臭秽盈路。
这是民力达到顶点的显现,实际上,大隋如日中天的声势,在杨广一而再,再而三的征伐下,早已疲惫不堪。
甚至连基本的人手都捉襟见肘。
除了几次征发妇女顶替男性做力役外,为了应付人手的短缺,杨广将增添人丁,盯上了佛道二教的方外人士。
杨广裁汰僧尼,用于充当力役的行为,从609年一直持续到611年,甚至于其中有非常夸张地强制征用。
杨广高居皇帝之位,一切以目的是从。
也许从全国征兵开始,他就已经耳目失聪,他周围的群臣,已经完全报喜不报忧了。
杨广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和独夫,他再也不能像刚登基时,挥斥天下,激扬江山了。
或者,杨广坚信只要达到目的,过程并不重要,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他选择无视。
当此之时,杨广自信满满,他坚信世界就在他的脚下。
全国之兵总集于涿郡。
此次集兵,总计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馈运后勤之人,又有二百万以上。
拥有如此规模的作战队伍,本来应该完全高枕无忧,但杨广第一次显示出自己隐隐的担忧。
他没有向自己最核心的心腹大臣咨询,相反,他询问了一个曾经被他贬为合水县令的庾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庾质三答。
杨广提问:“高句丽之众不能当我一郡,今朕以此众伐之,卿以为可以克不?”
庾质如实回答:“伐之可克。然臣窃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
这句话直指人心,也触及到杨广的要害。
他立即变了脸色,说道:“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先自退邪?”
或者此时,杨广心中已有摇摆之意,但他一生过于顺风顺水,现在被逼上梁山,似乎已经没有退路了。
庾质知道机会难得,便提出自己思虑许久的对策:“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猛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
这才是庾质的真心话。
他断言如果杨广亲征高句丽,必然无功而返。
如果要想战胜高句丽,就必须关注一个字“速”,而这个字,确实是进军高句丽的核心之处。
高句丽占据地利,而天气的寒冷和雨季,会让辽河及其支流泛滥,形成难以渡过的几百里的沼泽之地。
这决定在了辽东行军的有效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战事宜速不宜迟。
隋唐二代,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和失败之后,才真正掌握“速度”的重要性。
当然,要想灭亡高句丽,除了“速”之外,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字,“拖”,但这个字要想发挥最大的效用,却需要高句丽内部的配合。
只有内外相协相逼相攻,才能彻底解决高句丽的问题,那都是后话了。
杨广听出了庾质的言外之意,他虽有疑惑,但他选择做缩头乌龟,杨广并不正视这个问题,非常不高兴地说:“汝既惮行,自可留此。”
当时,不看好杨广亲征高句丽的朝臣,并非只有庾质一人。
耿询就说过,“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
兵部尚书段文振,也跟随杨广出征,他在途中染病,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朝为臣,终是要替主上分忧。
杨广虽然不喜直谏,但段文振为人臣子,却又不得不谏。
他想做一个有始有终的臣子,成全一段君臣之义。
临终之际,段文振忧心忡忡,他知道无法阻止杨广亲征,但他似乎预计到杨广的兵溃,为了尽量减轻己方的损失,他准备最后一次向杨广尽忠。
他呈上奏表说:“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
这其实是对杨广制定的行军政策的一种否定,杨广此次征伐高句丽,可谓盲动。
当时大隋朝廷上下,似乎依然没有通晓高句丽问题的专家,即使有,其意见也完全不为杨广所重视。
所以,我们看到杨广征伐高句丽,更像是一场游戏。
隋朝对于敌我的判断,行军方式,完全没有按照战争的规律去做周密的计划和认证。
相比当年文帝杨坚,三路大军跃马长江,准备经年,朝廷上下,多方认证,精心部署,一举成功的周密,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杨广一生顺利,他只想速成。
他太过于看轻这个世界上,人的意志和生命力。
反观杨广征伐高句丽,从头至尾,看到的只是好大喜功,胡乱指挥,恰似一个胡搅蛮缠的小孩,在和同伴的吵架打闹中受到委屈,然后,非要找回场子。
杨广就是这种典型的心态,他依然坚信,高句丽会在自己绝对的兵力压制下屈服,也许杨广从来就不曾想象过,高句丽会真心顽强抵抗,而隋朝也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与此相对应,他这种蔑视一切的心态,让他在每一个队伍中专门设置了受降使者,让他拥有足以媲美军事总指挥的权力。
于是,一个队伍之中,出现了双头统治,这在实际的战斗中引发了灾难。
同时,杨广设立了一种让人无法相信的制度